月亮田的星光

——追思恩师罗哲文先生入中国营造学社初期零散记忆

梦魂何处?咫尺天涯!在这万籁俱静的子夜，我上三楼请下恩师罗哲文的遗像，供奉在一楼书房的书柜里，再恭敬地给恩师斟满白酒、点燃檀香，让缕缕青烟梳理着十年来梦魂深处的记忆。遗像上先生那特有的安详微笑一下就让我的心境平静了下来，这一泓早被滚滚红尘搅扰得浑浊不堪的心湖唯有此时方才沉淀杂质，在这经过疏浚了淤塞的灵泉河床上，岁月留下的一切记忆墨痕渐趋清澈透明起来……

时间过得真快，2012年5月14日深夜是罗哲文恩师驾鹤西去最伤痛的日子。老人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说走就真的走了，但他的盈盈一生已留给这个世界太多的敬仰与沉思。这些年媒体上介绍、追忆、怀念他的文章非常多，许多文章通过不同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老人家无愧于这个世界对他公平的认可，让人们更加了解他丰富的人生轨迹与虚怀若谷的精神风采。

今天想要讲的事太多了。我是罗先生一手领进北京《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社并成为编委之一。罗先生和我又是单士元、郑孝燮、付连兴、周治良等先生共同策划组建的“中国古建学人‘兰亭’叙谈会”的执行者，他是叙谈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十届年会“罗、丹”这一搭配，在中国古建筑界是知名品牌。我和曹南燕师姐，一个是罗先生最早收在门下的唯一女弟子，一个是关门弟子。当年的见证人谢辰生老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为这个拜师仪式特别刻制的一枚“宜宾罗氏入室弟子之印”的图章，盖完两张证书当场被谢老在粗沙纸上磨平。我跟随着罗先生老人家数十年中所学到的为人处世的学问，为自己的人生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我主要讲述一下罗先生带我去四川宜宾李庄考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时，他的一些回忆片段，以䃼充历史的真实。好在当时父亲传授给我的速记帮了大忙，这些记忆的片段，都是我当场用速记保留下来的原始记录，它原真的还原了当年那难忘岁月里一些珍贵的生活细节。

去年的春天疫情刚刚好转，我受一个在远方无法回国给双亲上坟的老朋友所托，代他去云南的盐津故土上坟。特地选择了从上海直飞宜宾，借此难得的机会，我有了再次去探访经过整修改造后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这组老建筑如今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说真的，看后让我大吃一惊。如果老人还健在，他该会怎么想呢……

记得我第一次随恩师罗哲文先生去宜宾探访李庄，还有一段故事。二十多年前，中国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在成都召开年会。此会议前期作为副会长是我来联系的，时任成都市文化局严晓琴局长，就把会议的接待、安排交给当时武侯祠主任张丽君，并让她和我直接联系。会议报到时因我和委员会的刘若梅同志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就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当时罗哲文恩师已经先期抵达成都，见到这种情况他老人家就当机立断地说：“丹青不参加，我也不参加了，这样，你们的会议照常召开，我带他还有其他特别重要的急事必须借这次机会去办。”罗老这样的决定一下让许多人蒙了。当时严晓琴局长也在现场，我和罗老不参加会议对她的压力很大，她再三挽留，罗老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将实话告诉她：“这次机会难得，我带他去宜宾李庄，把过去我生活的营造学社旧址找到确定下来，将来后期许多杂务工作，我不可能面面俱到，丹青是我的关门弟子，他年轻，许多出面协调的事当然由他去办，我也就轻松了。这次我不亲自带他去，其他人谁都搞不清楚。抱歉了、抱歉了!”

罗老讲到这种份上，严局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准备给我们安排小车送过去，罗老说：“千万不用麻烦市局了，我马上让丹青联系省厅文物局梁旭仲局长，让他们派朱小南开车陪我俩去，小南是学古建筑保护工程的，他亲自到现场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其他人去了也没用!”这样一来大家都放心了，我也确实是想随恩师去李庄寻根问祖。这件事其实老人家早就和我沟通过，并且让我准备好相关资料，到时候整一篇大文章出来。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两个人一起来四川的合适机会。

这次能随恩师到宜宾李庄，实在是机会难得，我将其当做我人生的一件大事。一路上也没有其他闲人插话，我们一行三人交谈就特别开心，老人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任何顾忌。

罗老讲，“文革”期间他和老谢(辰生)、金(枫)、杜(克)因反对军宣队将老局长王冶秋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他们四人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最终被一起扫地出门，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又一起被发配到湖北向阳湖劳动改造。老人家说：“我虽然在那里吃了不少苦，但比老谢(辰生)他们自由，他在种菜组我放鸭子。我下去时特地带了一套修钟表的工具，在那里为一些领导修表，就修来这么个好差事。每次鸭蛋收集到差不多数量时，就挑到队里的食堂，因此和做饭的大师傅们很熟，打饭菜时，我都比别人多，那里的食堂节假期间也会加餐，我打的一份肉，总是比其他人要多得多，到了鸭棚里分成几份慢慢享用。我是单兵指挥作战的鸭司令，因此和地方上的老百姓交往很多，他们队长家的小闹钟坏了，我免费给他们维修、上油。队长很感激我，知道我平时爱喝两口，就让人时不时带一些当地的土烧‘粮食白’给我，那种劣质白酒虽然味道差一些，但总归也是粮食做的酒。记得有一次工休时，在耕地组的王世襄过来看我，我请他喝的就是这种酒，没有下酒小菜就拾一些枯树枝烧一堆火，火堆灰烬里埋几个鸭蛋，要不了一会儿蛋就熟了，蛋白上再洒上我从食堂要的盐巴，把他乐得够呛，喜得合不拢嘴。”

“刚下去时的日子真的难受，我这个人平时不太爱多讲话，队里领导开始就认为我这个‘516’分子好欺负，就拿我开刀，每次批斗会都要开到半夜，被整得莫名其妙，被逼得哭笑不得。有时被逼急了，就胡说八道，他们满意了，我才能睡觉。第二天又翻供了，就这样没完没了的承认、翻供，再承认再翻供，反正就那样了，一直到当了鸭司令才算有了一个小解放……”我俩坐车上吸烟、闲聊、开心大笑，害得不抽烟还要认真开车的朱小南真的难受极了。

小车一路平安到了宜宾。市里已经接到四川省文物局梁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翠屏区和李庄镇的领导也都到我们下榻的酒店看望我们。第二天上午罗老就带着我还是坐小南开的车，其他市里管文保工作的领导和区里、镇里的领导一辆车，他们开道我们跟着一起走，半个小时左右就到李庄古镇了。前面车打黄灯停下来，要请我俩下车先考察古镇，罗老的意见是直接去月亮田营造学社旧址，回来时再根据时间可以去古镇走走。当地领导接受了此建议，小车直接往月亮田开去，当我们的小车离月亮田还有一段路时无法继续朝前开了，大家下车步行。

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当年的旧址。因为前两年罗老陪同郑孝燮老已经来过，镇上陪同的领导也都清楚这座原来叫张家大院的情况。罗老看到院子里的那棵树，告诉我当年为了爬高下低搞古建筑测绘，他年纪最小，用一根毛竹支撑，爬到树上去是他的绝活。

我们详细地考察了整个房子的结构与原来一些杂物，他住的房间在院子的正中一下就找到了。房间特别小，应该是过道隔出来的，只能放一张小床、一张小条几，其他就没有空间了。特别是当年为了挂直尺，他钉在墙上的钉子还在那里。整个建筑遗存结构未变，但里面原来的杂物、原有的家具、生活用品已经荡然无存了。林徽因、梁思成的房间也仅仅是保持着当年的格局未变。集体办公的地方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是营造学社迁出后，原房主作过调整。

罗老指着小院廊下的一小块天地对我说：“当年只要天气好，我都要提前把林师母的竹躺椅搬到这里放好，让她晒晒太阳，然后再去挑水。当年月亮田虽然紧靠江堤，但就连农家吃水都得挑长江水倒进家里的水缸，让它自然沉淀才能吃。”我们一行，一个一个房间走过来听罗老的回忆。

“当年营造学社在李庄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古建筑研究的民间学术团体，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少数几个有工资，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几个人的工资要养活这么多人，也真的难为了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社领导人了，他们自己学着养鸡、种菜，尽量避免花钱的事。每次工资发下来，首先是买米、油、盐，有时候物价随行情上涨，搞得人焦虑不堪。”老人立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就对朱小南等人说：“你们再仔细看看，小南你做一下记录，看看将来维修时准备用哪些材料?再算一下，整体保护大约需要多少经费?你们先预算一下，我带丹青到刘敦桢家那边看看。”一位镇领导立即接话：“那边的房子‘文革’前就没有了，我们曾经调查过。”罗老说：“没关系，你们先看着，我俩随便走走就回来。”

刘敦桢家原来住的地点，离当年营造学社的办公地点大约200米左右，方位地点罗老记得非常清楚，可是到了近处一看，只有一个圆形的大肥料池，其他什么都没有了，罗老很伤感。

1940年，才16岁的罗哲文被刘敦桢等人招进学社，并非是社会上传闻梁思成收他为徒，其实他进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没有一点关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已经陷入最为艰难的时候，光靠梁思成等几人的工资来支撑，真的无法生存了，梁思成也只能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一次次往重庆中央政府托熟人找关系弄经费。那时整个学社老得老小得小，像梁从诫、刘叙杰更是小字辈了，林徽因的身体又一直不好，刘致平也有家小所累，学社里能干体力活的还真的找不出来，有时候就连吃水都是个大问题。据他老人家回忆，当年招他进社后来他才知道，是刘致平向刘敦桢提的建议：在宜宾当地找个年轻又能干活的杂役，这样又能帮一帮病中的林徽因，其他人想帮都插不上手，男女之间也不方便。当然作为一个正规的学术团体招人也不能太差，经多方努力最终以练习生的名义，招聘了上过一年多中学的罗哲文，并且讲明没有工资，只管吃饭(招他入学社的地方，是回到市区罗老才带我去看的)。后来梁思成从重庆回来才知道这件事，好在刘敦桢提前曾经和林徽因沟通过，并得到她的认可才这样决定的。因此，梁思成知道了这一切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要知道当时增添一个人就是一份沉重的经济压力，那个年代正式在编人员拿工资都很难，加上市场粮食价格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上涨。罗老伤感地说：“我是最清楚的，开始两个人去买粮食，后来都是我一个人完成这一任务，有时候上午和下午的粮价都不同。”刚去时他们已经开始自己种菜了，但都是大知识分子，让他们做这种事，也真是太难了。菜的品种少，长得也不行!罗老是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虽不敢讲比他们强，但在乡下见长辈们种菜、追肥，看得多了多少也学会了一些，在学社没有什么大事时，他也可以请假回家看看家人，许多不懂的事就向母亲请教。后来学社的小菜地一天天旺盛起来，这其中有些种子和菜苗秧子就是他从家里地里和邻居那里要的，每次回家母亲都关照他：“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做好，不懂装懂不行，嘴要勤快，多问、多看、多做。”知道林师母身体不好，母亲常常让他给林师母带些鸡蛋。

罗老还说：“我未去前他们就开始养鸡了，王世襄干这些事特别卖力，他把这一切都当做玩意儿，鸡也被他养得肥肥的，其中有几只养得太肥不下蛋，问了老乡才知道不能养得太肥，后来改变喂食次数，再后来基本让它们自己找食吃，这一来反而都下蛋了。”王世襄有一条叫“菲提”的大黄狗也被他养得很肥，还特别懂事，每天不吵不闹跟谁都亲热。卢绳曾告诉我：“这是金岳霖先生养的，后来金先生回昆明西南联大，被王世襄要求留下给他做伴。他自己情愿少吃一口，绝不亏待‘菲提’。”罗老说，我每天到江堤下挑水，它也一直跟着我跑前跑后地乱窜。我们那时候虽然生活清苦，但每天的工作大家都很自觉，凡是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安排好的工作都能积极地完成。我干完自己的杂活，最爱进工作室和大家在一起忙碌，从削铅笔到学制图都一起干。大家都喜欢我，梁思成先生和师母看到这一切也非常高兴，对我特别关爱。不懂的事，问任何人大家都会非常乐意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好。

记得下班后没事做，我最喜欢和莫宗江跟着王世襄牵着“菲提”到处乱窜。这里的老百姓特别厚道，对学社里的先生们特别敬重，在他们眼里这些下江人个个都是有仙风道骨的大学问家。王世襄总是牵着“菲提”，一副北京大爷的派头，可人们都喜欢他。那时后山有整片的橘子林和竹林，主家好像姓汪还是姓王，记不清了。老夫妻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川军，当时和老人一起生活的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大约和我年龄差不多，特别爱笑，我们都叫她“三妹”。她没有事就喜欢到我们学社站在窗前看我们绘图，有次陈明达趁她不注意，几笔画了一张速写，非逼我送给她，把姑娘高兴得满脸通红。以后看到我她就笑，我也不知道她笑什么，好几次还私底下把自己煮熟的鸡蛋趁人不注意，偷偷地送给我。有一次被世襄发现了，他就和我开玩笑说我将来有女人缘。那时哪知道什么叫爱情，根本不懂。后来我也怕了，就有意回避她，可几天不见，又想见到她。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们学社未离开前，他们家老大当了川军的军官，老二成了烈士，我们还看到过国民政府派人送来的证书和大洋。他们一家人对我们都特别好，记得大儿子回来，还特地到我们学社做客，大家都爱听他讲打小日本的故事，梁思成先生还请他喝茶，他送给我一个机枪子弹壳做的铇刀，当时特别稀罕，我是一直留在身边的。后来三妹就跟她大哥去成都了，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她要是健在也应该是子孙满堂的老人了。

这里土地肥沃，离长江近，自然环境好，水光山色中长出的橘子味道就特别甘甜，世襄带着我们去采摘。主人不但分文不收，还主动要我们多摘一些带回去，每次莫宗江背筺都能装满，回来让大家都品尝。凡是跟着世襄出去，每次总有一些小收获带回来。特别是春天一到，有时候老乡会主动过来告诉我们：春笋破土啦!就连卢绳、陈明达手头空了都一起过去帮忙。梁思成先生最喜欢世襄亲自下厨做的青笋红烧肉，那味道简直美不可言。过江抓兔子也是常干的，世襄比我年长近10岁，比莫宗江也大，他是头我俩都听他的，我们三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就全家不饿。抓兔子时“菲提”最是兴奋，它总是冲在最前面。当然，回来兔子肉做好了，总是首先想到它。有时候世襄高兴起来，也常带着我俩一起去李庄，找一家茶馆坐下来喝茶，吃花生瓜子。“菲提”绝对不私自离开我们，它总是乖乖地卧在他脚边，听主人和一些大学教授、学生、当地士绅谈天说地。世襄就是有本事，他和社会上任何人只要交流几句都能交上朋友，跟着他总是有吃有喝，不用我和莫宗江付费。我们到李庄常爱去镇上有名的饭馆“留芬”，当然不可能点多少菜，主要是打打牙祭，吃饭并不重要，他主要是爱到后厨，找厨师拉关系，既交了朋友，又向对方学到几手做菜的绝技。大厨是位矮胖子，他也特别喜欢“菲提”，每次见到它，大厨都会把平时收集起来的食物，喂它吃一顿免费大餐。要说世襄他身上的故事太多了，许多事情说出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发生在他身上就是平常事。说他是大玩家一点都不为过，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一经他动脑动手，立即成了新鲜玩意儿。“还有一事你把它记好，说不准将来就可以写成一篇好文章。”罗老对我说。

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般下班后，学社也没有什么大事了，我们三个总是一起出发，世襄牵着“菲提”走前面，莫宗江背一竹筐总是紧跟其后，我年龄小提一个竹篮子跟在他俩后面。那次在镇上茶馆坐下刚点了茶，还没来得及喝，就见到中央研究院的一位姓沙的老先生。因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我们知道他是个满族，主要是研究佛教学，特别对古伊朗语、梵语、犍陀罗语等语种研究功底深厚。他每次和世襄聊起来都停不下来，这样就成了世襄的老朋友。那次这位老先生见了面，就告诉世襄，他手里保留的几篇敦煌石窟流出来的古代文书，现在整理出来了，如果世襄方便请我们一起过去看看。世襄对什么都感兴趣，他就让我跟莫宗江留下继续喝茶，喝完茶勿忘了上街把盐巴等一些杂货办好了，就到研究院门口等他，再一起回月亮田。他付了茶钱就跟沙先生先走一步，我和莫宗江俩人喝茶、吃瓜子，听别人谈天下大事、社会新闻，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再去办货。一切都办好了就到见面的地方等他，我俩过去一会儿，他俩也出来了，三人就一起往回走。记得是在同济大学门口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散乱地放着好几件旧衣服(可能是富家子女不穿了有意放在那里给穷人捡漏的)。世襄走过去看了看说：“这些旗袍布料质地不错，带回去我要派大用场!”莫宗江笑起来了说：“这都是女人穿过的，要这玩意干啥?”他说：“你们不懂，拿回去帮我洗干净了再告诉你们。”我也不敢多问，莫宗江背筐里已经装了杂货，我的篮子是空的，只有我拿了。

回去后，莫宗江不愿干这种事，这件事只能由我完成，洗好晒干后，世襄又让我俩帮他把这些衣服撕成细布条，一小把一小把扎好挂在墙上，他又找来一些学社制作麻绳多下来的旧麻。那时候上高爬低搞测量扎在腰间当保险用的麻绳，都是我们自己买麻自作的粗绳，因此学社麻绳料不缺。他有一套自己动手制作我们乡下人打草鞋的工具，他把那些布条掺在麻丝里，按照我们的脚形，为我们编织成麻布凉鞋，这套编织技术我至今都搞不懂他向谁学的。编织得真漂亮，穿在脚上特别舒服，我因为干体力活多，旧衣回收洗净有功，多给我一双备份，这样连我母亲过年给我做的新鞋都舍不得穿，省下了，就爱穿他编的麻布凉鞋轻便舒适透气。他还给林徽因师母也编了一双，林师母高兴得舍不得穿，挂在床头当工艺品。连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惊叹他的手艺高超。从此我们出外搞测绘，大家都爱穿这种轻便舒适的麻布凉鞋。这也是一件不应该忘记的趣事……

我俩从刘敦桢宅地往回走时，罗先生带我特地转了一个圈来到江堤上，这里是他当年每天挑水的必经之地。他指着不远的一条土路告诉我，有次梁先生不知从中央政府哪一条线上，找到一笔经费，大家生活太难，很长时间都没有闻到肉味了，再说经全员努力，一批石印的刊物也完成了装订，梁先生一高兴就用一块大洋让他到李庄镇打一些酒，买一些花生米、猪头肉回来打打牙祭。那时天也快黑了，天气特别闷热，他就带上自制的火把出门了，在镇上买好花生米和一小坛五斤左右当地产的土酒，买肉时他专挑肥一些的，肉店老板乐得开心，一称六斤左右，帮他切好，特地多铺了几张干荷叶先捆扎好，外面又包上当地产的土纸捆扎结实，用绳子将酒坛子上的绳连接起来，这样背着不吃力。肉铺老板做了一笔大生意也高兴，就顺手切了一块肥肉免费送他品尝。罗老说：“那肉吃到嘴里真的香呀!可还没细品出滋味就几口吞下去了。”回来的路上他是唱着歌往回走的。火把快灭的时候，离月亮田已经不远了，这时候闪电和雷鸣一阵紧似一阵，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心里急就走得更快，几次差一点跌倒。雨，说下就下，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就在这里(罗老快步走过去指着一个土坎)，你看离家很近了吧，一道闪电从头顶闪过，紧接着一声特别响的雷劈了下来。他一紧张，脚下的步子更乱了阵脚，不知道怎么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倒了下去，泥土都被雨淋湿透了，人没有跌疼，但什么都看不到。他一边哭一边在泥水里找东西，又一个闪电，才看清由于酒坛的绳子连接着肉包，酒坛没有碎，但绳子把肉包里的花生米和肉包拖坏了，好在还没有全部倒出来。他赶紧脱了布衫，连泥浆一起把倒出的花生米、肉包在衣服里，又双手捧着酒肉跑回到家。林师母和大家没有一声责怪，忙得最欢的是王世襄，他赶紧帮着把东西清理出来，好在肉掉出来不多，虽然酒坛滚的都是泥浆，却完好无损，花生米和掉出来的肉也被他和泥浆一起捧回了。梁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也不知怎么办才好，生病的师母比他沉得住气，虽然人躺在哪里，还指挥大家把捧回没有沾泥浆的分开，沾满泥浆的花生米和肉，王世襄把它们装入竹篮一起用清水冲洗。看着这些肉，他想想不对，应该还有花生米和肉没有找回来。于是等雨小了一些，陈明达点了火把陪他再去，把没有捧回来的全部找了回来，大家更是高兴，最终把冲洗干净的肉和花生米一锅煮了。大家集中在工作室就喝开了，那天林师母和梁先生也特别高兴，林师母让他喝两口酒去去寒，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喝酒。罗先生在现场回忆这一段时突然失声大哭，我跟随他数十年第一次看到他哭得这么伤心，我也跟着一起落泪。

李庄的六年，如果真的把故事都写出来，一本书都写不完。在李庄他对我讲得最多的还是王世襄先生，他指着旋螺殿告诉我说：“旋螺殿测绘工程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共同安排的田野古建筑调查研究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参加营造学社第一次田野调查研究的开始。”此殿亭阁虽然体积不算高大，但造型独特、结构特殊，特别是内部的藻井呈漩涡式的精巧如意斗栱，在历史文献上有明确记载，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卢绳他们多次初步考察认定，明代的基本形式未变。特别是斗栱雄大、出檐较为深远，是一座非常难得的建筑形式，因此决定派我和世襄协助卢绳承担这一实测研究，为学社积累一些珍贵的资料。我人小年轻，爬上去量尺寸，世襄在下面做卢绳的扶助工作。有几次卢绳也亲自爬上来，我就给他拉皮尺，下面的世襄在卢绳勾画的草图上记录尺寸。卢绳上来详细介绍应该怎样量得准确，并手把手教我怎样量，并且让我当他面操作几次，他满意了再下到地面。世襄本来不谙拉皮尺量尺寸这些杂活，但为了避免做错，每一步都认真地向卢绳求教学习，没有任何怨言，他把这一工作当做玩意儿对待，因此干得满头大汗。卢绳忙着记录形制，世襄有时在下面还帮我指点部位，忙前忙后一刻不停。“菲提”也是满场地的转前跑后。卢绳边记录边告诉我们：这些飞檐挑出斗拱的比例和尺度，就是鉴别古建筑年代最恰当的标准，因此一丝一毫都不能出差错，必须绝对准确。后来卢绳为这次调查研究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考察报告，文字和测绘图是我抄写并描绘石印的，最终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上，当时他已经离开学社回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去了，后面的扫尾工作都是我和世襄为他完成的。就是这件事完成后不久，我记得是从厨房给师母送一盆热水给她用。林徽因师母见没有其他人，就含笑着问我习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整天常跟着王世襄到处跑，英语单词学得怎么样?我都如实地回答了，她听后大笑起来，接着低声告诉我：“从你来到这里工作的这段时间大家对你的评价都不错，梁先生私下还找过一些人了解你的工作情况，也听了我的意见，先生和大家一致认为你聪明、诚实、好学又肯吃苦!非常适合在这里学习工作，我听了也为你高兴，从今以后你就已经是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员了!”那一夜我激动得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为了这件事，我还特地请假回家告诉了母亲，那天母亲听我讲完，高兴地流泪了，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听梁先生和师母的话好好干，年轻人不要怕苦怕累，多出一些力流些汗不算什么，休息一下就又好了，将来有出息了，也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恩人!

1943—1944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尾声，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时候学社除了梁、林夫妇、刘、莫二公，就是我和世襄等几个人了，师母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常常只能躺在床上连自己个人卫生，都需要别人照顾。梁思成先生为了大家的生存，常常一去重庆就是数天都回不来，致平因家小所累也帮不了什么大忙，整个学社的主力军就是世襄、莫宗江和我三人。世襄是老大哥成了实际上的领导，我们几个都听他的话，每天给师母请安问候的时候，他就把想好该要做的事情向师母请示，师母认可了，我们就分头行动。现在留存下来能看到的学社汇刊七卷一、二期上誊写、描图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三人联手合作完成的。恢复汇刊是梁思成、林徽因二师心目中最重要的大事，虽然复刊是整个学社总动员，大家都要参与，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但主要工作还是我们三人来承担。特别是一些已经离开学社的同仁们留下的考察报告手稿、测量草图、翻译文章等资料，无比珍贵，一旦失去将永远无法弥补，这些材料当初都是他们自己写作，许多修改过的地方常常需要我们花太多的时间来领会、求证，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三人分头抄写和重新描绘，然后再选择石印完成印刷。这是经过反复试验多次才最终定下来的。我们感觉石印比油印好，它能更好地表现手写手绘的原真性，比较油印强多了。这种石印的操作手法独特，必须先在一种特制的药纸上用特制的墨水书写和画图，然后将它拓印在光平的石板上，用橡胶滚筒加上油墨压印出来，效果甚好。我们三人每天任务都是分别把写好的药纸样稿呈师母再次审阅，她人再难受都坚持每页必须认真审阅，然后才能送到镇上的石印铺印制，印完了再如数背回来，这种差事一般都是我和莫宗江共同完成。去时轻便就是几张药纸，印好了的分量也不轻，虽然三里多路不算远，但肩上的分量摆在那里，基本是莫宗江背筐装满，我手里的竹篮也不轻。最怕阴天下雨，自己人淋湿了问题不大，印好的页码不能乱，更不能受一点潮湿，必须包得严严实实。

最难熬的是最后装订成册，二百本上万页的印张都需要一张张把双面的印张用手工折叠起来，以便下道工序的装订。学社就算全部上阵也就是那几个人，就连留在林师母身边照顾她的老母亲也都参加一起加班，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折叠完了，又要分页成册整齐地压实。说到装订，那可是一番复杂细心又技术性很强的力气活，世襄虽然开始也不谙此道，但他这个人就是心灵手巧，不管怎样难对付的活儿，他看几遍就能熟练地操作起来，每次都抢着干。除了这些他还有一门绝活，无论当时的物质生活有多困难，他一出马总能解决问题，他不仅仅能和当地社会上的那些三教九流交朋友，就连月亮田周围的老乡他都是熟门熟路，一找上门什么难事都解决了。在那种极端困难的窘境中，他总能在不经意间，变着花样给我们整出一些惊喜，连林师母都称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平时从他脸上找不到任何愁苦，每天都是阳光灿烂，一个人内心深处干净自然就把一切都当着开心地玩、愉快地活着。这是我和他几十年交情中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我们把所有的汇刊装订完毕，接下来要根据学社保存的花名册上留下的通信地址、姓名，开出每一份地址寄单，这也是一份非常细致的工作，必须都做到毫无差错。经过几番查对无误后，再肩背担挑运到镇上的邮局。这种时候我和莫宗江背着、挑着走在前面，世襄牵着“菲提”在后面压阵，等到邮局把一切手续办完了，少不了世襄都会自掏腰包犒劳一下我俩。这种犒劳时所点的菜比平时要丰富得多。“菲提”最通人性，它仿佛也理解一切，高兴得在桌下摇着尾巴转来转去，给它一块肉一口就吞了下去。人肚里都没有油水了，更不要提它了，狗是非常忠实的伙伴，主人再穷它是绝对不会弃你而去。我还发现它对林师母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亲近感，记得每当我把师母的竹躺椅放在墙角的过道上，扶着师母半躺着晒太阳，它就走过来老老实实卧在师母的躺椅边陪伴着，师母用手摸摸它头，它都双眼含情凝睇地望着师母看，仿佛师母讲什么它都听得懂。每次从外面回来，它都会先跑到师母的房间前，不进门歪着脖子朝里面看，见到师母在房间里，才放心地窜到其他地方自己玩去。最有意思的是抗战胜利那天下午，整个李庄各大机构热闹非凡，我们学社等天暗下来也点燃竹火把，高兴得在江堤上跑来跑去。最神奇的是那天快天黑时，“菲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捉了一只超大的野兔，用嘴咬着跑回来，看到它摇着尾巴立在师母身边像报功一样用头蹭着师母的腿，师母高兴地弯腰把它搂抱在怀里，它还快乐地哼哼着。师母都感觉到无法理解的神奇。那天真把大家高兴坏了，又是世襄亲自操作做了一顿美味。那天我也喝了酒，是否也醉了?记不清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东西真的说不清楚，万物皆有灵方才显得弥足珍贵……

我过去好像和你讲过，跟着梁思成先生去重庆参加美军用地图的标识一事，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其中包含的意义，没有讲清楚。其实在我去重庆之前的1944年，夏天刚到，梁先生首先带的是王世襄，他的英文好，主要工作是协助先生整理军用地图上的编校目录。地图上文物位置，都是用英文标注。我比世襄去重庆晚一些，我的工作是先生不定时会带来一批美军军用地图，其实我要做的工作，是根据先生用铅笔圈定的地方，我再用绘图墨水鸭嘴笔将标准图形重叠标清楚，这一道工序看似简单但真的做起来也是非常严格的，此图要复制出多份，派有重要作用。其工作量虽然不大但也不轻松，一点都不能大意。先生特别关照：慢一些没有关系，必须严格按照他已经用铅笔圈定的位置，再标制清楚。我除了一日三餐到楼下吃饭，其他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楼顶上的一个单间里工作、生活、休息。平时不能随便下楼，更不得和任何人接触。三个月不到一点，整天就在房间里，除了工作就是睡觉。重庆的夏天就是个大火炉，但真的心静下来也不过如此。

近些年才知道，梁先生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那个年代就想到这些遗迹对后世人类子孙的重要，当年为了这些，他是拿着自己的生命在拼搏。1944年正是盟军大规模轰炸日本国土的前夕，东京、大阪等城市已经被盟军的机群炸成焦土了，而未见古都京都、奈良遭机群投弹轰炸。现在全世界能够完整保留中国隋、唐、宋、元、明、清木结构古建筑的地方算日本最多，这一大批最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一旦遭遇不测，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梁先生已经就任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实际上杭立武只是挂名而已，真正实际负责人是梁思成先生。他身为国民政府的战区文物保护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却背着国民政府秘密向盟军提出保护日本古都京都、奈良古建筑。这可是个玩命的事，一旦被发现，就形同通敌卖国。罗老说：“我当时在标图时，也发现一大批日本地图上标有英文的坐标，但不敢多问，完全严格按照先生的指示执行。我和世襄秋季才从重庆回到李庄，当时梁先生还没有时间回李庄，他在重庆每天的事太多，根本脱不了身，就让我俩带回一些筹集到的资金和给师母的日常用药……”

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一笔资金的注入，才最终有《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汇刊的恢复。如果没有这笔资金的注入，中国营造学社抗战时期的所有学术研究将是一页空白。因为这二期汇刊太重要了，除了其内容精彩，所刊图文均呈现了多视角的立体效果。特别是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建筑的报告首次发表，西南古建筑调查的文章、国外城镇、住宅的介绍等等，其学术研究价值和为后人研究作为参考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

这次再去月亮田看到的营造学社旧址虽然都成了国保单位，但除了两个院子，我还能认出来，其他都变了，就连地理位置都和原来对不上号了。特别是周边环境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就连罗哲文的铜像也和当时的实际年龄相差太大，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塑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这就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了。看到这一切，心里真特别无语和绝望。记得当年在山东曲阜的“兰亭”叙谈上，作为大会的秘书长，我还在会前特别安排了李庄镇的领导一起出席会议，并通过朋友关系，接受企业家现场捐赠的好几万元现金，当场交给李庄参加会议的代表。紧接着北京《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编辑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捐款小组负责此项工作，本来领导小组组长由罗哲文恩师兼职，但他自己认为这样不好，故由我代表他任组长。当时全国的古建学人参与此活动的人数众多，他们为什么?他们还不是为了心中的这块圣地，能够原汁原味地永久保存下来，为后来学人提供一个学习和追忆的窗口，因为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所有经历、精神、记忆，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永不过时的经典!

在导游甄可欣小姐的引导下，我又沿着当年跟随恩师考察李庄镇时走过的线路，重新走了一回，真的感慨万千。就是这块弹丸之地的老街坊，一下集中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好几家相关科研、教育、研究机构，当你面对这一切，你不能不再次感恩脚下的这块土地!在那么艰难的岁月里，李庄的父老乡亲一下接受了那么多机关和文化火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午用餐时，又吃到五寸多长的白水肉，这是李庄一带的特色美食。当年陪伴老人家考察时，老人家让接待人员其他菜少上，这一道白水肉不能少。记得吃饭前坐下来抽烟喝茶时，我和恩师还有过一段关于人生的探讨，他说：“其实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你会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坎;要过多少条河，翻过多少座山，闯过少道关;人该怎么交，事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当初谁也说不清楚，更不可能有哪个人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我觉得对人生思考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不过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后才能谨慎回答的问题。”我梳理了一下老人的这段话，其实生命的每一道“栏”，都不能停止思考，更不能停止跨越。在这种意义上，我读先生这一辈子留存下来的点点滴滴的人生之路，发现除了至高境界和心灵自由美好，更多的却是一份责任，一份对祖国、对脚下这方土地的感恩!更多的思念情怀早就融进他的血液里，并且一直在心田深处流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无名，善始善终。感佩先生勤奋真诚的一生，给这世界留下那么多永远值得珍惜的回味。午餐后我们又开车到市文化局门前小车换成别克商务，再到机场接上北京方面来的志刚等三人，然后直接往云南盐津方向行驶……

当我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此时，又抬头看见阔大的书架上摆放着恩师那张永远慈祥微笑着的照片，感觉特别地亲切!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突然间，想抽烟的欲望如此强烈。开门踏进院内，点上烟就猛吸几口。星光里烟雾袅袅，透过烟雾，眼睛不禁又一次发湿。赶紧回到书房，把他当年一封封给我来的书信，整理好装进信封。默诵着《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先生高山仰止的美德是永恒的!我深信因果循环的报应，凡是上苍之眼所及之地，对于智者皆是避难的港湾。真正的逝者，最终必将回归到土地，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因果里我与先生的缘分虽然在时光的不知不觉中从指间滑落了许多，而十年一觉姑苏梦里，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一次次折射出恩师本色的品行。时光荏苒，流年飞度，岁月蹉跎。许多怀念失去了当年的娇艳与馨香，而回望那满天星光的难忘岁月，每一个灵动的眼神都让我心头一颤，甚至会泪流满面。为什么呢?就因为恩师曾用他伟大的人格魅力，给予我最多的呵护和厚爱，最终无私地为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奉献了自己生命的一切!各种星辰组成人类美丽的星空，伟人固然可以成为炫目的明星，而像罗公和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那批己故先贤们更应该是一颗颗明亮的星星。祖国的星空之所以这样璀璨绚丽，正是由于这些既平凡而又伟大的先行者们，用他(她)们的大爱编织而成。罗哲文精神永存!

(作者/丹青  中国报道网双创中国栏目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倪洪亮